魏晋风流—读《世说新语》
历史学2019级1班 康文娟
鲁迅先生曾经评价，《世说新语》艺术特点乃是“记言则玄远冷隽，记行则高简瑰奇”。也是记载魏晋风流名士的逸闻轶事最古老的志人小说集。
谈《世说新语》，不得不提它的作者。刘义庆（公元403-444年），字季伯，他有一个显赫的身世：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亲侄子。由于他的叔叔临川王刘道规后继无子，就过继他为子嗣，受袭封为临川王。史料记载刘义庆聪明过人，宋武帝刘裕曾夸奖他说：“此吾家之丰城也”。深受宠爱的刘义庆本该是前程一片大好，但在刘裕死后朝廷的局势开始变得险恶而晦暗起来。在外任职的刘义庆触怒了皇帝刘义隆，被责调回京——可能是就近监视的含义。他在被责调回京之后便不务正业，整天和一群文人喝酒赋诗，同时开始撰写《世说新语》。
还有一种说法认为《世说新语》是“成于众手”的，即刘义庆是“总编”，后人加以完善。对此学术界说法不一。
《世说新语》这本书里记载了汉魏至东晋时期士族阶层的思想、生活尤其是清谈放诞之风。正如鲁迅所指出的：“汉末政治黑暗，一般名士议论政事，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，后来遭执政者之嫉视，渐渐所以到了晋代底名士，就不敢再议论政事，而一变为专谈玄理；清议而不谈政事，这就成了所谓清谈了。”刘义庆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创作出《世说新语》的。
但若是没有刘孝标的注，我想《世说新语》也许也不会对后世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。刘峻(公元463-521年) ，南朝梁代学者、文学家,字孝标，平原人。因为为刘义庆等编著的《世说新语》作注释而闻名于世，其《世说新语》注征引繁富，为原文补充了大量史料，在当时产生巨大影响，为时人所重视。
我已不是第一次读《世说新语》了，早在初中时，我们便在《陈太丘与友期》学到了守时与诚信；在《咏雪》中感受到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性。再次通读本书又会有新的感触。本书从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等三十六个方面对魏晋时期的名士进行描写。对人物的描写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，如“周仆射雍容好仪形”重在描写形貌；有的则重在突出人物的才能，如写郑玄“融召令算，一转便决，众咸骇服”；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就是重在表现人物最突出的特点，通过其特有的言行举止来反映人物独特的性格，使之形象变得生动起来。
读《任诞》篇，即使只有简洁的文字，也能从中感受到“竹林七贤”的肆意潇洒。他们深感时局黑暗，便寄情于山水，隐于竹林，纵酒放歌，好不潇洒！他们可谓是魏晋名仕的典型代表之一，可他们为何会这样呢？我想大抵是他们心怀理想，当理想无法实现时，他们不会为了苟活而假意逢迎，不愿为了追名逐利而左右逢源，不想虚情假意委曲求全。即使身处动荡黑暗的时局中，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信仰与初心。
读《张季鹰思吴中》篇，我不禁思索，在见秋风起时，张季鹰为何会因为思念故乡的鲈鱼而放弃洛阳的高官地位，毅然决定回乡？仔细想想，我想张季鹰是不忘初心的。即使身处高位，却不拘泥于名誉权利之中，时刻保持清醒，不为眼前的苟且蒙蔽双眼，内心深处一直存有自己最初的信仰，这便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初心与使命。
读《管宁割席》篇，华歆见黄金便弃书而拾、闻车声而出，管宁面对诱惑却岿然不动，无论是金钱的诱惑还是外在的喧哗都与他无关，他的眼中只有他的书籍，他的心中只留他的信仰，再无其他。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大千世界，唯有坚定信念，不为名与利所动心，方能成大事。而似华歆之流，无定心和恒心，即使心有大志，也会在世间的纷纷扰扰中迷失自我，丢弃初心。
读《德行篇—李膺》，我深有感触。“李元礼风格秀整，高自标持，欲以天下名教思想是非为己任”，然而这样一个清高端雅的名士，最终因为“党祸之乱”落得自杀的结局。在政治黑暗的年代那些正直高雅的人、不愿意和世俗同流合污的人是否真的难得善终？或许他们早就看透自己的结局，但他们仍不改初心，坚守自己的信仰，迎着黑暗一路前行，逆流而上！
在阅读中反思当下，在古籍中汲取经验。当今之中国在百年间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百年前任人宰割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现在的中国如何保持中国速度、中国质量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。品读《世说新语》，通过重温古人的人生故事，从古观今，在阅读中汲取灵感，以更好的进行中国现代化建设。
观古思今，见贤思齐。正逢我党建立百年之际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，现在的时代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，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在各自的岗位上应该如李膺、张季鹰、管宁一般不忘初心，坚定信念。面对诱惑保持清醒，面对考验不折不挠，面对褒奖保持谦逊，只有党员同志重德行、讲党性，坚定信仰初心，把“自重、自省、自警”内化于心外化于行，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！
读《世说新语》，我懂得了何为高雅、何为善行，也告诫自己不可狂傲、不可怨怼。《世说新语》是值得反复品读，是不朽的经典！
